如果没有人知道如何达到至善,它便是一个没有说明书的利器。

又到了星期二。用光了借口之后,我幸灾乐祸地躺下来,准备接着胡说《论语》。研究《论语》的人,要参考的书少说数百,多则论千。我不是专家,只预备了几十本书,堆在床边待查。今天我注意到,就这一点书,垛成两摞,也高出床沿许多,有点像故纸堆了。然后想,我到底在干什么?可能,任何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古旧事务,一段时间之后,都会这么问自己吧。都会怀疑,这种注意是否使人以求知出发,却以沉湎于虚构为终点。自己所使用或虐待的概念体系,究竟使自己离世界和真正的知识更近,还是更远?按说,探究使自己的世界扩大,但谁能说不会有这种情况,人的精神在发现新的对象的同时,也发现了画地为牢的机会,就像光线发现了一粒尘埃,它照亮了,也被吸收了。

历史是先前的今天,今天的人,除了少量精进勇猛之士,谁敢宣称拥有未来的答案呢?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,似乎只不过是给遥远的后人留下一些机会。如果后人过得好,我们不敢说那是我们的功劳,如果后人过得不好,我们也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。同理,古代智慧是富有启发性的,是传承的,但要说古典知识中藏有我们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,我是不相信的。在人类社会这一领域,古典学者的价值大概在于提出问题,而不是解决。先秦诸子,一个共同认识是他们的社会是失败的,这些人要变革,变革不成,才退而著书立说。一批不知如何改造自己世界的智者,会知道如何使未来世界更好吗?深可怀疑。

原文刊载于《财新周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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